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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为何发动贸易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早有预见”

2019/9/11 21:29:10

特朗普为何发动贸易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早有预见”

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年纪念日。无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传播者,还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者,都深深怀念和崇敬这位作为人类不朽的理论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世纪伟人。不朽的名字源于不朽的理论和思想,最终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不竭的生命力,根源在于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科学性:如何看待“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首先在于科学性。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本来对其基本原理自身的科学性坚信不移,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自然、社会和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揭示而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结论(包括重中之重的科学社会主义)。然而,由现实挑战带来的困惑甚至质疑是:《共产党宣言》提出“两个必然”后的170年,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而且经历了更大规模、更有力度的发展。这似乎是直接冲击和动摇着马克思主义中最核心的部分,即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论。对此,如果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就难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实际上,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作出“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之后,当时的欧洲革命失败了,资本主义继续繁荣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都亲身经历过,从本质上看,这与我们今天的经历并无区别,只是他们坚信来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科学深刻分析(特别是《资本论》发表)而作出的“两个必然”的趋势判断不会改变。需要说明的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持续繁荣发展,他们及时作出革命条件是否成熟以及从理论上补充“两个决不会”的结论,从而使“两个必然”的结论更具有时代感和持久生命力。这就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贡献。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写道:在普遍繁荣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则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实际上,面对资本主义“二战”后的繁荣发展的现状,阐述请楚“两个必然”的当代科学性至关重要。在此,结合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史,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作出“两个必然”的科学性论证,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展现生命力。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几乎所有国外专家皆认为这是由利率变动与房地产市场下滑结合而导致,其实,这只是导火线,直接原因依然是总供需失衡,有效需求不足。当年具有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经济危机爆发,世界为之恐慌,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应时而生。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一揽子政府创造需求政策迎来了上世纪50-70年代的凯恩斯时代。然而,1973—1975年石油危机的爆发,让凯恩斯理论彻底走进历史,成为阶段性的批判学说,进入新阶段的经济运行状态就是“凯恩斯失灵”后的长期“滞胀”。幸运的是,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采用反凯恩斯政策,货币学派、供给学派成为官方经济学,此后的经济回升似乎给人感到以往的“凯恩斯误判”。实际上,反凯恩斯效应只是由于清算了长期以来由政府外在强行干预所造成扭曲而带来的经济释放,并不能证明凯恩斯的发现错误。而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促使人们的思维重新回归历史。

 

应该承认,需求不足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伴生物,对此,历史上剖析得最为深刻的还属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化大生产协调发展,首先要求宏观经济系统中的微观组织——企业能自我协调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从而为总供需的平衡奠定基础。因为投资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形成需求,另一方面创造供给。假定投资规模的增长是以国民收入既定量为前提,那么,投资量不恰当地增大必然会带来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其次,它要求宏观能进行有效调节。这是因为,虽然微观比例的协调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前提,但宏观比例并不就是微观比例的简单加总,宏观协调必须经历一个再调节的过程。宏观的有效调节,不仅依赖调节者雄厚的实力,而且需要微观组织积极配合。这就提出了财产制度的适应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必然带来生产和消费的对抗性矛盾,资本追逐利润增殖的过程也就是生产无限扩大与购买力相对缩小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凯恩斯虽然采用了非制度分析方法并积极提出扩大需求的措施,但他内心深处有着挥之不去的担忧。他在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悲观地认为:“每次我们以增加投资来取得今日之均衡,便增加取得明日均衡之困难” 。后来的凯恩斯失败是一次典型的自我验证。那么,又该怎样解释上世纪80年代的反凯恩斯的里根效应呢?这实际上得益于高新技术的产业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带来的需求国际均衡(当年国际资本的涌入发挥了关键作用),故发达国家对于加入世贸组织、区域合作、反贸易壁垒甚至零关税尤为积极。相对于凯恩斯而言,反凯恩斯调节依然是外部均衡而非经济体内部的结构优化,区别仅仅在于外部领域从国内拓展到国际。然而,风险巨大的国际均衡即使对于占居优势的发达国家也往往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抗衡而产生不确定因素(当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由于对此作出不利于美国发展的判断而发起了贸易战),这又迫使该类国家的政府一有机会就不忘在国内寻找扩大需求的途径。

 

当然,金融危机也许在未来一段时期会走向平缓,或如瑞银集团亚太区主席谭信乐所言:“次贷过去,我们马上能找回昔日阳光” 。但即使“找回昔日阳光”,新的麻烦依旧来临,因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幽灵总是在游荡。金融市场的二重性愈来愈清晰:一方面,扩张需求离不开它;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又从这里展开。很显然,不在所有制层面上作根本性的制度改造,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已经成为无选择的判断,相反,接受公有制形态的探索与创新才意味着未来。公有制最大优势就是有利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构建供给与需求的有效途径,消除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效应。

 

创新性: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六个阶段

 

应该承认,《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遇到的另一考验就是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形态面临着经济发展的挑战。苏联模式的曲折历程及其最后的失败,更是增加了人们这方面的困惑。幸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诞生,这不仅从一般意义上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把中国带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对此,若作深层次思考,究其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其思想不断得到创新发展,因而创新不仅在实践上支撑着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理论上丰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

 

回顾作为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支撑其发展过程的创新思想先后至少经历了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商品货币消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的设计。马恩曾经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可以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有制,劳动产品不再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可以由社会直接分配,因而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也不表现为价值,商品货币关系将作为不必要的东西而消亡。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就是基于最初的构思(战争环境也是原因之一)。

 

第二阶段:过渡时期商品经济。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在此时实施。农村采用粮食税,城市恢复商品货币,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各类贸易。

 

第三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经历了新经济政策10余年之后,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在整个国家离不开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的困惑中,他将理论与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与社会主义制度并存。应该说,相对于公有制条件下商品货币消亡论,以及允许商品经济存在但必须以过渡期为条件的设想,这是历史性突破。

 

第四阶段:广泛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我国改革开放后,实质上进入这一阶段。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对第三阶段的一系列限制给予全面突破。例如,在交换对象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易;在交换范围上,全民所有制内部展开相互交易;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上,承认对国民经济起调节作用,其权威表述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第五阶段: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承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到承认商品经济,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无疑是重大突破。尽管此时的商品经济有限制词或称戴着计划经济的帽子(当时的主导性认定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形态),但这毕竟是承认了商品经济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将以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贡献载入史册。这之前既有8年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践积累,更有邓小平南方谈话破题和奠基,继往开来的延续,终于完成了由承认商品经济到承认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跨越。随后的二十余年的实践探索,使思想进一步解放、改革进一步深化、开放进一步扩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正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

 

总之,六个阶段中思想演变、创新是起因和源头,今天的中国经济令人瞩目地发展是丰硕结果。创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经济思想乃至整体思想得以验证、支撑的需要,更是马克思主义持续展示生命力的必然要求。

 

实践性: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最大贡献

 

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及其意义,以往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哲学层面上。着眼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研究,实践的意义可进一步拓展,即覆盖马克思主义整体。

 

就马克思主义生命力而言,实践性的首要贡献是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形态走向了实践中运用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不仅解释着世界,而且实实在在地改造着世界。如上所述,尽管这一过程经历了曲折,但在调整完善后为人类社会制度创新、发展创新开辟了一条新路(我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一实践效果直接产生着生命力效应,支撑着马克思主义持续地丰富和发展。

 

其次,实践性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体系、学科建设生态中占主导地位创造了条件。这里的实践性,实际上内含着一个前提条件即共产党领导。正是由于共产党领导,才能在整个国家范围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成为指导、引领一切学科的思想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坚持党的领导是不可分割的。由此得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本质特征的论断,不仅符合历史逻辑,也符合理论逻辑。

 

最后,实践性为马克思主义长期发挥指导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提供了舞台、开辟了广阔空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为例,按照“两个一百年”规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拥有13多亿人的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而目前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总量仅为11亿多人)、2050年进入现代化强国即发达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也将经历增强、扩大的过程。毋庸置疑,中国愈来愈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愈来愈增强、扩大的过程。这一切,归根结底是实践的过程,是在实践中奋斗的过程。对于忠诚、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唯有实践、奋斗才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最大贡献。

 

综上所述,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根基,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持续展示的条件,实践性既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和作出贡献的基础,也是创新得以持续展开的载体。因此,“三性”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内在结构,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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